北城、崇愛事件與澎湖醫藥分業
北城婦幼醫院和崇愛診所重大醫療疏失新聞降溫一陣子之後，因為檢察官偵查終結並對當事護士具體求刑，再度勾起大家對這兩起不幸事件的回憶。
兩起事件都是「連續給錯藥」導致死亡或留下影響未明之後遺症的醫療疏失。新聞爆發那一段期間，民眾開始瞭解從醫師開處方、藥師調劑、護士（或藥師）給藥與病人吃藥的過程中，每一個環節的當事人都要盡責才能確保「吃對藥」。醫師要詳細診斷以開立正確處方，藥師要對處方正確性做雙重確認後才進行調劑，護士投藥給住院病人前要進行「三讀五對」，病人吃藥前要對藥品及其標示再做確認。層層把關的結果，使病人吃錯藥的可能性降到最低，之前台北市立忠孝醫院給錯藥，但因病人核對藥品標示與個人疾病不符而沒有吃藥的例子，則又凸顯了用藥安全網除了醫師、藥師、護士、病人之外，還包括更上游的藥袋標示（這牽涉到政府的藥政與醫政管理）。
但民眾真的體會到不同專業為用藥安全層層把關的重要性了嗎？
某報20日刊登報社民調結果，表示澎湖縣有五成四民眾主張「在藥師人力不足情形未能改善前」，暫停實施醫藥分業。姑且不論問項中的「藥師人力不足」字句是否有誘導回答的效果，單就問卷中民眾對此政策的意見—包括不方便、與就診習慣不符、拿不到處方藥品、搞不清楚健保藥局位置等四類抱怨與主張暫停實施的意見來看，已顯示「用藥安全是否經過層層把關」不在多數民眾的考量之內。當然，這一方面也是跟量化問卷只能挖掘在既定框架內之意見的先天限制有關。假使問卷設計時進一步詢問受訪者拿藥時希望選擇「方便就好」或「經過藥師雙重確認，但可能會多花一點時間的不方便」，其結果對於瞭解澎湖民眾的政策意向可能更為中肯與深入，甚至可進一步瞭解北城、崇愛這兩起新聞事件的「集體社會教育」效果。
不過澎湖民眾對於「拿不到處方藥品」和「搞不清楚健保藥局位置」的抱怨，以及仍有三成一民眾不知道醫藥分業政策的訊息，對於政府與醫、藥界而言都是很有意義的資訊。顯示大家在醫藥分業政策的宣導與執行的相互搭配上，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民調已經反映了菊島人民的困境與心聲，政府和醫、藥專業就該本著以病人為中心的信念，全力解決病患在拿藥可近性上的困難，這也是進行民調以發掘民眾需求的積極意義所在。
從連續發生的給藥疏失到澎湖醫藥分業政策引發的紛擾，揭示了台灣的用藥安全和醫藥專業分工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給藥疏失的危機」讓台灣的藥事品質出現痛定思痛後向上提升的可能；「醫藥分業政策執行的紛擾」卻似乎又將讓專業分工為用藥安全把關的理想停留於「民眾自求多福」的現狀中。我們認為藥師在用藥安全把關上的專業功能長期受到抑制，是台灣用藥安全漏洞百出的原因之一。未來如何讓藥學專業在用藥安全上與醫院、醫師三足鼎立，在醫療院所內部形成藥品管理、處方、調劑、給藥的安全網，將有賴於專業自律與民眾的覺醒與抉擇。